阿來，作家，現任四川省作家協會主席。
主要作品有:詩集《梭磨河》，小說集《舊年的血跡》《月光下的銀匠》，散文集《大地的階梯》《草木的理想國》，長篇小說《塵埃落定》《機村史詩》《格薩爾王》《瞻對》，以及中篇小說《山珍三部》《三只蟲草》《蘑菇圈》《河上柏影》等。
2000年，第一部長篇小說《塵埃落定》獲得“第五屆茅盾文學獎”。2016年中篇小說《蘑菇圈》獲“第四屆郁達夫小說獎·中篇小說獎”。
茅盾文學獎得主、著名作家阿來繼《塵埃落定》之后又一部長篇巨著《機村史詩》(六部曲)，最近由浙江文藝出版社重磅推出。
它由六部相對獨立又彼此銜聯的小長篇，以及六則關于新事物的故事和六則描寫與新社會相適應或不相適應的人物故事組成，是用花瓣式架構編織的關于一座藏族村莊的當代編年史。
就像《機村史詩》為我們呈現的那樣，在阿來筆下，西藏不僅僅是一張明信片，或是一幅風情畫--它是現代化浪潮下被沖洗裹挾后的一處故園。
本書以上個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的藏族鄉村地區作為時代與地域背景，著眼于高原鄉村中個體的經驗與故事。正如阿來所說，他所著力呈現的，是普通鄉人的生活、情感和歷史，從而拼合構建出一幅立體式的藏族鄉村圖景。
阿來的寫作過程往往是在旅途中、空暇時。
“白天開會，晚上回來，打開電腦寫幾筆。出門在路上，可以思考，或者閱讀。停下來，又可以幾筆。一兩千字，兩三千字。”談起工作，他的語氣輕描淡寫。但《機村史詩》龐雜的架構體系，和宏大的時間跨度凝聚的是作者自我的沉淀與體悟。
去西藏尋找遠方
不要只看你想看到的
錢報:語言本身是依存在文化和歷史上的，漢語也不例外，有著自己的傳統和審美方式。那么，當您使用漢語來表達藏族的古老傳統時，會不會遇到一些困難呢?
阿來:一點都不擔心。就像五四之后，白話文吸收很多新的東西，新的詞匯系統，新的表達。這些以前在中文里都是沒有的，但它要努力適應不斷豐富的現實，加入全新的觀念，怎么辦?創造呀!
語言就是一個創造的過程，一個不斷融入的過程。在語言的發展過程中，它去接納別的民族經驗也都是很自然的。
語言不是片面而靜止的，現在我們說的很多漢語新詞，比如基因啊，沙發啊，也都是音譯外語的。但我們也不會覺得違和，不會覺得這個時刻在和我們的文化身份產生沖突。
作為一個作家，我不能說，這個語言不是我的母語，我就可以寫得差一點。作家的寫作語言就等同于他的母語?，F在，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作家都會用不同的語言去書寫、表達。這是一個必然，早就成為世界文學的一種現實。
錢報:西藏對大眾，就是“詩與遠方”的代名詞。而近年來有關西藏電影開始被人們關注到，尤其是藝術電影這一塊兒，例如 《岡仁波齊》、《塔洛》。您對這些電影怎么看? 或者說，您對現在銀幕上藏族的形象構建怎么看?
阿來:你說的電影是實驗性的，我自己也在摸索。因此我就不怎么看別人的實驗了，影響思路。
我前些年寫過一個文章，叫《西藏是一個形容詞》，里面有談到這個大眾的西藏想象的特點。里面講到，當下中國社會對藏地，或是廣義的邊疆往往有一種浪漫式的誤讀。西藏在大家心里，是倉央嘉措，是僧人，是虔誠信眾在磕長頭……
人們去西藏旅行，說心靈的洗禮，實際上也只是去看自己想看的東西，而不是西藏人作為普通個體的真實生活狀態。
不要把物質崇拜
都推給現代化全球化
錢報:前些年您寫了《山珍三部》，里面提到蟲草采集對于西藏生態環境的破壞。在《機村史詩》里，您也以一個非常悲劇的口吻講述了森林的過度砍伐和野生動物的獵殺。您為什么會特別留意這個問題?
阿來:如果自然環境滿目蒼夷，這個世界也就不美好了。這已經無關靈魂，而是直接和身體、健康有關。環境問題也映射出人的物質欲望。雖然在中國的傳統道德里，很宣揚克制、節儉的美德。但現在物欲被放縱，大家都對消費上癮。而過度的消費必定會造成環境的影響，資源的浪費。所以說，我講的這個環境保護并不是某個地方性問題，只是我的書寫是從藏地開始的。
錢報:當代社會里，鄉村，或者是少數者的文明正在下沉。您認為您的這些觀點，在當下還成立嗎?屬于民間的東西在消費主義和全球化的浪潮里，還能生機勃勃嗎?
阿來:不同的社會情形會有所不同。中國現在是物質主義、消費主義盛行，沒錯。但把目光放到中國之外，你看別的國家，例如一些歐洲國家，它們可能在現代化的進程當中依舊保留著相對完整的傳統道德約束，比較完整的文化遺存與文化觀。而他們經歷市場化的沖擊至少已經有兩三百年的歷史。
我絕對不反對現代化，但是不要只有物質進步，不管精神。我們總是把物質崇拜或是精神頹廢的罪責一味推到現代化、全球化，去相信當下發生的種種都是歷史的某種必然。其實不是，我個人相信現在的狀態是暫時的。如果這是必然，那么在工業革命之后的歐美，現在展現出來的面貌將是完全不同的。我觀察的結果是--時間會留給我們最好的答案。
我自己出生于一個偏遠的村莊，在處于種種滌蕩的、時時變化的鄉村中成長。每一次變革都帶來痛苦，每一次變革都帶來希望。
即便后來拜教育之賜離開了鄉村，我也從未真正脫離。因為家人大多都還留在那里，他們的種種經歷，依然連心連肺。而我所能做的，就是為這樣的村莊寫下一部編年史。
所以，這部小說的主角是一座村莊。
我給這座村莊另起了一個名字:機村。“機”，是一個藏語詞的對音。“機”，也不是一個標準的藏語詞，而是藏語里一種叫嘉絨語的方言里的詞。意思是種子，或根子。
是的，鄉村是我的根子。鄉村是很多中國人的根子。鄉村也是整個中國的根子。因為土地和糧食在那里，很多人的生命起源也在那里。雖然今天人們正大規模遷移到城市，但土地與糧食依然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