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大學畢業后兩年，我回到母校中國美術學院教學，迄今已近四十年。我經歷了這所名校改革開放初年的風風雨雨，投身于學院變革的燃情歲月，親身經歷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留學歐洲和九十年代藝術教育的中國實況的雙重體察，從教學新兵成長為學院建設和發展的領軍者，擔任中國美術學院院長二十年。
置身這樣一所名校，我始終感到仿佛置身于一種悠長的歷史譜系之中，浸潤在她的獨特精神脈絡里。這其中，真正影響著我、塑造著我、鞭策著我投身學院的建設和發展，向世界發出藝術教育“中國聲音”的，正是一種深埋在學院根基里的“多元互動，和而不同”的精神力量。
一條道路
作為77級、78級一代人，我們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共同成長。我們生命的節拍正踏在時代的節點上，備受滋養，也飽嘗磨洗。在我們這一代人中，先后經歷土插隊、洋插隊的人不多，我是這不多中的一員。放眼世界，俯首腳下，我倍感落后落伍的鄉愁，又從這鄉愁中釀生變革的激情。
溯往撫今，我常覺自己是從治校史而開始真正地了解自己的學院、從認識國美先賢而緩慢地認知教育變革的當代意涵的。1999年夏，學院開始籌備林風眠百年誕辰紀念活動。其時，我擔任主管學院研創工作的副院長，承擔紀念活動的主要策劃工作。林風眠先生是學院的前身國立藝術院于1928年建立時的創建者和首任院長。當時我對他的了解并不多，籌備活動的學術研究讓我補了這一課。
這歷史的一課，讓我了解了中國新文化運動對江南、對學院的催生與滋養，了解了蔡元培先生數次旅歐考察、樹立美育思想、親自擘畫中國第一所綜合性國立藝術院的重要背景，更讓我了解到：當年國立藝術院的建立，是以林風眠先生為代表的一代有為青年追隨蔡元培先生的民族美育的理想，以藝術的方式來回應啟蒙圖強、振興民族的命題的時代之舉，是當時中國美術界最富有激情理想的一批有志者融入新文化運動的共襄之舉。
這實際上是一條路，一條獨特的育人圖存的藝術之路。對林風眠的研究讓我們認識到這條路所具有的兩個重要內涵。其一，中國美院的根脈中所蘊涵的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底色。民族振興的使命理想，敢為人先的實驗激情，藝理兼通的哲思胸懷，湖山人文的詩性精神，正是這些精神素質，點亮了湖畔的火把，樹立起“整理中國藝術，介紹西方藝術，調和中西藝術，創造現代藝術”的學術旗幟，跬積而為中國現代高等藝術教育的高起點。其二，林風眠一生所涵蓄著的詩性精神。這種詩性精神代表了繪畫的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的深刻關聯，濫觴于那一代激情先師的風雨人生，浸潤著一代代國美人的心胸，成為我們難能可貴的精神特質。
走在這條藝術之路上，我深受國美先賢的影響，逐漸被兼收并蓄、傳統出新等思想浸染，了解到不同文化傳統的藝術應相互借鑒、多元互動。藝術種類沒有優劣之分，只要深刻反映了時代生活和時代精神，它就有其獨有的、無可替代的價值。
一種思想
新世紀之初，我接過學院院長的接力棒時，學院正面臨跨越式發展的歷史契機。我最需要思考的，就是學院建設發展的整體方向的問題。面對新世紀，我們這一代人應擔負怎樣的藝術建設使命？循著先輩們的藝術之路，學院應堅持怎樣的學術思想，以藝術的振興推動民族的振興？
在中國近現代文化史上，我們關于藝術與文化的思考都同時面臨著“本土”和“西方”這兩種語境、兩種歷史的文化脈絡。我們如同現代性這條河流中的擺渡者，一切概念和問題都源自這話語的兩岸，我們在這兩岸之間往來顧盼，這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化的跨文化語境。學院的建設歷史可以被視為這種跨文化境域中的珍貴而獨特的歷史經驗。
該如何看待處理“本土”與“西方”的關系？那段時間，我研讀了蔡元培先生、林風眠先生的眾多著述。我發現，當年的先驅們特別重視藝術理論的討論和構建，這個當時中國藝術中絕無僅有的“理論熱”，使得他們在“本土”與“西方”的語境中，建構起一種獨特的思想結構。我稱之為“多元互動，和而不同”的思想結構。
在這種思想結構中，他們一方面始終存持寬廣的知識視野，廣泛吸收借鑒全球境域中的文化資源和創新品質；另一方面，他們又總是能在根源處，回返經典，回返原鄉，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本進行藝術創造?！霸囉^歷史，凡是一種民族學術之革新，必根據兩條源流：一為縱的，一為橫的?？v的是向本國歷史過去之陳述中索取，橫的是向外國吸收新鮮的思想”——林風眠推行東方藝術之路最重要的合作者、藝術院首任教務長林文錚寫于1928年的這段話，引起了我的深切注意。
由于自身從上山下鄉到留學西方的經歷，我對先驅們的思想有著極強的共鳴。所以，我當時就提出一些主張，就是要破解“本土”與“西方”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從“國際視野與本土關懷的共生互動，傳統的藝術樣式和新的技術文化的共生互動，嚴肅的人文關懷與都市娛樂潮流的共生互動”這三個方面來實現“多元互動”?！昂投煌?，則是強調彼此和諧共處，而又保持各自的特色，如五味之調和、取音之高低、群山之錯落。
在這個理念的帶動下，我和我們這一代人共同為美院的發展奮斗了20個年頭。象山校區的建造就是這一理念的生動寫照。校園建設初期，我們曾考慮是建一個功能飽滿的一般化的現代化校園，還是建一個有本土情懷的山水校園。有關這個問題的討論讓我意識到，這不僅僅是建筑的風格問題，而且是關系學院建設發展的整體方向問題。最終，我們明確地提出沿象山山體環繞式群落建造的思路，以山水遠望的方式建造象山校園，讓“和而不同”的生命詩性活在校園的望境里。
這期間，我們推動上海雙年展和上海世博會的舉辦；圍繞“學者型藝術家”的培養目標，率先進行繪畫實踐類理論研究的博士培養；成立首個全國性跨學科藝術教育研究機構——中國藝術教育研究院；提出視覺中國和視覺藝術東方學的建構，探索構建中國藝術教育自主體系，美術學成功入選國家“雙一流”建設學科名單，相關團隊入選教育部“全國高校黃大年式教師團隊”。
所有這些實踐都是在國際視野與本土關懷雙輪驅動的精神性和實踐性的建構之下，創造性地轉化成了中國美術的思想力量，向世界發出了代表東方藝術教育的“中國聲音”。
一個命題
世紀相交，中國藝術既面臨前所未有的發展契機，又經歷著充斥悖論的文化境遇。如何在當時充滿歧見的環境中，在文化交往中中國文化時有“失聲”甚至被誤讀、被丑化、被矮化之時，樹立獨立而穩健的文化上的自我詮釋的能力，這是在新世紀保持中國文化主體性的關鍵。國美歷史上一代代的建設者，篳路藍縷，艱苦奮斗，努力的核心正是這一重大命題。
在追問這一重大命題之時，我進行了一系列的文化思考。2005年出版兩本文化思考專著《一米的守望》和《視覺那城》，2007年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中國當代視覺文化的境遇與責任》，集中回應了怎樣在文化多元化的世界圖景中建立富有想象力和創造性的時代新藝術，而非一個由“他者”即西方來評判的文化標本。
2003年，學院成立展示文化研究中心，策劃實施“地之緣：亞洲當代藝術的遷徙與地緣政治”大型亞洲學術考察計劃，旨在跳出歐美視野，展示和審視亞洲各區域當代藝術的多元狀況，尋求亞洲藝術自身的親和性與創造力，重新構造非西方式的亞洲文化共同體的自我表述機能。從2002年秋季開始，在近一年的時間里，院內外30余位策展人、學者、藝術家、設計師共同參與，“地之緣”考察團對亞洲6個代表城市進行了一系列實地考察。當我們在馬拉馬拉海峽的歐亞兩岸彼此回望，當我們站在特洛伊古跡山頭上四野遠眺，我們深切地感受到了亞洲歷史悠久而獨特的人文刻度。湯湯古跡，蒼蒼大地，我們特別感受到一種自立自信的豪情。
何為自信？人言為信。自信者，信然己言己行。幾十年來，所為頗多，但留下最深印記和教益的，正是這種自信——文化的自信，就是對自我民族文化語言的忠誠與信念。這種信念和情感根植于我們的日常生活，根植于我們的身體記憶和血脈里。我有幸參加了2014年文藝工作座談會和2016年中國文聯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現場聆聽了習近平總書記語重心長地呼喚文化自信，重申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習近平總書記振臂高呼的“自信書”，讓我們的文化信念更加堅定。歸根結底，向西方學習的目的是為了豐富自己、還原自己，我們的創造力最終還是要從自己身上找。
這一點，作為一名創作者我深有體會。我二十年磨一葵，畫大葵、小葵、碩葵、殘葵，畫春葵、夏葵、秋葵、雪葵，對于我而言，畫葵就是畫人，畫向陽花開的一代人?？臒崆?、向往、燃燒、熾烈，飽含著20世紀中國人的精神力量。這葵經磨歷劫，蛻變重生，代表一代人的磨礪與堅韌，凝成國人精神的時代寫照。我通過畫葵、鍛葵，找到了發自于內心的創造力量，完成了一次藝術語言的自我構造、自我升華。
藝理兼通、存疑求真，是國美源遠流長、充滿自信的重要思想特點。國美傳統的重讀書、重思考的學者傾向，沉思與追問、思想與繪畫的“雙語”品質在世紀之交，轉化成了一種獨特的學術激情，一種美術學術的思想的建構力量。在這種力量的影響下，美院幾十年來產生了一批批學術成果，彰顯了中國藝術思考的高度，成為浙江重要的文化現象，受到國內外美術界的關注和重視。
廣泛吸收各國先進文化營養，不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本，向歷史學、向先師學、向實踐學，讓傳統的精神脈絡活在自己的思想人生中，活在學院建設和發展的每一道步履中，以思想的轉化激發學院的力量，讓藝術的種子煥發時代精神的光華，用藝術的創造更好地擔負起文化振興和民族復興的重任，不負我們生活的偉大時代——這是我幾十年來最深的感悟，也是我心中最大的寄望。